作者：Benjamin Carton, Jean-Marc Natal

通向更綠色未來的轉型是有代價的，而一國越晚推動轉型，代價就越大

全世界必須在本十年結束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至少四分之一，才能在2050年之前實現(xiàn)碳中和。要取得進展實現(xiàn)這一重大轉變，將不可避免地帶來短期經(jīng)濟成本——但與減緩氣候變化的諸多長期收益相比，這些成本微不足道。

(資料圖片)

在我們最新一期《世界經(jīng)濟展望》中，我們估計了不同的氣候變化緩解政策對產出和通脹的近期影響。如果目前立即開始實施正確的措施，并在未來八年內分階段落實，那么成本將會很小。然而，如果可再生能源轉型被推遲，成本將大大增加。

為了評估可再生能源轉型的短期影響，我們建立了一個模型，將各國分為四個地區(qū)——中國、歐元區(qū)、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qū)（包括所有其他國家）。我們假設每個地區(qū)都采取預算中性的政策，包括引入溫室氣體稅并逐年提高稅率，以便在2030年之前將排放量減少25%；同時，實施對家庭轉移支付、為低排放技術提供補貼以及降低勞動稅等政策。

結果表明，從現(xiàn)在到2030年，這樣的一攬子政策可能會使全球經(jīng)濟增長每年減緩0.15至0.25個百分點，具體取決于各地區(qū)擺脫化石燃料發(fā)電的速度。向清潔電力轉型越困難，就需要越大幅度地提高溫室氣體稅，或是采用同等效果的監(jiān)管措施來促進轉變——而這樣一來，按產出損失和通脹加劇衡量的宏觀經(jīng)濟成本也就越高。

對于歐洲、美國和中國來說，成本很可能會較低，八年內平均介于0.05至0.20個百分點之間。不足為奇的是，化石燃料出口國和能源密集型新興市場經(jīng)濟體的成本將是最高的，這些經(jīng)濟體決定了“世界其他地區(qū)”的總體結果。這意味著各國必須在降低成本所需的金融和技術領域擴大合作，并加強必要知識的分享——這對低收入國家而言尤其如此。但無論如何，政策制定者都應考慮放任氣候變化帶來的長期潛在產出損失。根據(jù)一些估計，這種損失可能要高出幾個數(shù)量級。

在多數(shù)地區(qū)，通脹升幅不大，從0.1到0.4個百分點不等。

為了控制成本，氣候政策必須是逐步實施的。但為了取得最大成效，這些政策還需是可信的。如果氣候政策只是部分可信，企業(yè)和家庭在規(guī)劃投資決策時就不會考慮未來稅率的上調。

這將延緩轉型進程（對隔熱和供暖、低排放技術等領域的投資減少），從而需要采取力度更大的政策來實現(xiàn)相同的脫碳目標。其結果是，到本十年末，通脹率將會更高，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將會更低。我們估計，如果政策只是部分可信，那么到2030年，向再生能源轉型的成本可能增加近一倍。

通脹和貨幣政策

政策制定者亟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氣候政策是否會使各國央行的工作變得更加復雜，以及在當前的高通脹環(huán)境下，是否可能出現(xiàn)工資-價格的螺旋式上升。我們的分析表明，情況并非如此。

以可信方式逐步實施氣候變化緩解政策，將為家庭和企業(yè)的低排放經(jīng)濟轉型提供動力與時間。貨幣政策需要調整，以確保通脹預期保持錨定——但對于我們所模擬的這類政策而言，其政策成本和實施難度均小于央行在應對能源價格突然飆升的典型供給沖擊時的情況。

以美國為例，我們說明了氣候政策在各種情景下將如何影響通脹和增長。當以可信方式逐步實施政策時，產出與通脹之間的權衡取舍關系就不那么強。央行可以選擇穩(wěn)定一個包含溫室氣體稅的價格指數(shù)，也可以讓溫室氣體稅完全傳導到價格。前者只會使年經(jīng)濟增速進一步下降0.1個百分點。

如果轉型過程更加困難——原因是向清潔能源發(fā)電轉型的速度較慢——那么這種權衡取舍關系就會增強，但仍是可控的。

如果貨幣政策失去可信性——這是當前高通脹環(huán)境下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那么成本將會高得多。如果通脹預期脫錨，那么實施氣候政策可能會導致第二輪效應，并在產出與通脹之間形成更強的權衡取舍關系，正如“可信度低的貨幣政策”情景所示。我們的分析章節(jié)探討了如何設計氣候政策來避免這種情況，通過補貼、收費返還安排或降低勞動稅來減小溫室氣體稅對通脹的影響。

一些人建議，等到通脹水平下降后再實施氣候變化緩解政策。這種建議是否合理？ 我們分析了將氣候政策實施推遲到 2027年的情景，從長遠來看，這一情景仍然能實現(xiàn)累計排放量相同程度的減少。若推遲啟動一攬子政策，將需要更快地分階段實施且征收更高的溫室氣體稅，因為需要更大幅度的減排才能抵消2023年至2026年的累積排放量。

分析結果是驚人的。即使在貨幣政策可信、脫碳發(fā)電轉型迅速推進這一最有利的情景下，產出與通脹之間的權衡取舍關系也會大大增強；四年之內，GDP必須較基線下降1.5%，才能使通脹回到目標水平。如果將氣候政策的實施進一步推遲到2027年之后，那么將需要更加急劇的轉型，而這將以實際GDP的巨大損失為代價來控制通脹。我們等待的時間越長，就會面臨越困難的權衡取舍問題。

更好地了解氣候政策的近期宏觀經(jīng)濟影響及與其他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對于完善其設計至關重要。清潔經(jīng)濟轉型會帶來短期成本，但推遲轉型的成本則要大得多。

本篇博客是在2022年10月《世界經(jīng)濟展望》第三章“脫碳政策的近期宏觀經(jīng)濟影響”的基礎上撰寫完成的。該章的作者是Mehdi Benatiya Andaloussi、Benjamin Carton（聯(lián)合牽頭）、Christopher Evans、Florence Jaumotte、Dirk Muir、Jean-Marc Natal（聯(lián)合牽頭）、Augustus J. Panton和Simon Voigts。